浙江织里的治与理：从“大工厂”到“小深圳”

　　(改革开放40年)浙江织里的治与理：从“大工厂”到“小深圳”

　　湖州9月12日电(钱晨菲)每当霓虹初上，位于浙江湖州吴兴区的小镇织里总会固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节奏：偌大的中国童装城里，老板们脱下西装换上工装，将货物打包运往世界各地；几公里外镇的另一头，由各地来到织里寻找机遇的年轻人，在镇中心商业街上开启他们又一天的夜生活，享受属于城市的惬意时光。

　　这便是改革开放40年成就的织里：一片曾是“穷乡僻壤”的土地，依托块状经济优势发展为占中国童装市场50%份额的“中国童装城”，连接世界的同时筑起了“时装看巴黎，童装看织里”的影响力。而外向型经济也令大量寻梦者来到织里，占常住人口比重超7成。不同口音的普通话，如今在这里汇聚成和谐发展的最美和声。

图为：“平安大姐”工作日志。　钱晨菲 摄

　　观织里，从原本治安差、秩序乱的“大工厂”，变身众人口中繁华、包容的“小深圳”，是其留予外人的深刻印象。解织里，通过治理精细化、新老织里人共治、实施智慧治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是其华丽转身的重要推力。思织里，这里的实践也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小城镇社会治理理念之变的深刻诠释。

　　“绣花功夫”创新基层治理

　　在织里公安分局副局长蒋华的电脑里，至今仍保存着多年前一起群体性事件的视频资料。而他的手上，还有着在该事件中受伤的印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是蒋华给自己的警醒。

　　2011年10月26日，由于沟通不畅，织里发生童装业主抗税事件，引发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聚集，人数最多时达数千人，还衍生了闲杂人员打砸闹事的恶果。

　　该事件也折射着此前织里镇的社会状况。前些年，因为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本地人数量的社会结构，织里在社会发展层面面临着诸多挑战。小至随意占道、汽车乱停，大至打架斗殴、治安事件和消防安全事件频发，让社会治理成为当地的棘手问题。2011年的教训发生后，织里痛定思痛，决心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下绣花功夫，把基层治理做细做实是该镇选择的路径。

　　在蒋华所在的公安系统，为解决人员力量匮乏、管理基础薄弱、处置反应滞后等问题，织里从有形层面增加警力，并将分局机构撤并节约出的警力全部下沉到派出所。同时无形层面树立起“防为主、防为上”理念。如当地公安连续6年开展异地大走访，累计行程2万余公里，走访群众近5000人。

　　“我们要主动模糊警务与非警务概念，把工作做在前面，对可能引发社会稳定的问题提前介入，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蒋华说。

图为：巡视员正在网络巡视。　钱晨菲 摄

　　基层组织架构创新也是织里实现精细化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2014年，针对社会治理“小马拉大车”的矛盾，织里新设4个二级街道和2个办事处，609名乡镇工作人员下沉；街道(办事处)又下设17个社区、34个行政村并赋予相应的职能权限，进一步推动人员下沉。让社区有了更强的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

　　以东盛社区为例，改革后这一拥有3.5万人口的大社区，拥有了行政执法、安全监管、市场监管等6个条线的职能权限。社区书记沈水娣说：“以前‘看得见、管不着’的流动摊贩、违章搭建等问题如今都迎刃而解。我们还划分24个全科网格，可以真正实现化解小事不出网格，解决大事不出社区。”

　　目前，织里已在17个社区建立了343个“全科网格”，将综治、安监、消防、社会治安辅助、行政执法、组织、人力社保、市场监管、卫计等原先各自为政的网格整合成一张网。每个“全科网格”都配备了1名网格长、1名网格警长、1名执法人员和2名兼职网格员。

　　此外，织里镇长陈勇杰告诉记者，为推进精细化管理，织里还建立起领导联系社区机制。当地27名镇领导干部联系17个社区，划定出“责任田”。

　　一系列“绣花活”，织出着新气象。近五年，织里刑事案件年平均降幅达18%。与此同时，织里人的安全感却在不断提升。15年前来此创业的福建人柯文化说，“以前大家人心惶惶，我是想挣了钱马上离开这里。现在织里逐渐变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已经在这里买了房安了家。”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则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吴兴区委书记吴智勇看来，耐心做好基层社会治理的“绣花活”有力破解了织里发展过程中“小马拉大车”的难题。

图为：织里的消防力量。　钱晨菲 摄

　　“共同身份”成就社会共治

　　面对基层社会治理这张发展考卷，织里不仅仅从城市管理方角度“作答”。融合多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完善化解矛盾长效机制，构筑共治格局，也是织里的着墨方向。

　　对于集中了大量外来人口的织里来说，令新老居民和谐共处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吴兴区委常委、织里镇党委书记宁元认为，除了管理体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强化新织里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以此实现治理效率最大化。该思路下，近年织里积极鼓励新居民和谐促进会、“平安大姐”社会工作室、地域性商会等力量参与矛盾纠纷的调节，借织里人的“共同身份”，构起“以新调新，以新助新”的共治格局。

　　“这些年我在织里发展，也想为这片土地做点贡献。”徐维丽是辽宁人，2003年来此创业的她把织里当成了第二故乡。看着织里治安环境的变化，她耐不住找来了同在织里创业的朋友，在当地政府帮助下成立了“平安大姐”工作室。

图为：智慧用电演示台。　钱晨菲 摄

　　如今，来自中国九个省十六个地区的24名“平安大姐”积极活跃在织里的大街小巷。协调劳资纠纷，调解房租矛盾……哪里有冲突，就主动去做“和事佬”。两年多来，她们总共为新居民朋友调解各类纠纷358起，成功调解279起，化解成功率为78%。

　　与徐维丽类似，在织里经商、安家的当地重庆商会会长胡毅作为新织里人，也通过“织里公安分局平安公益联盟”平台参与到了当地平安共建工作中。

　　担任平安公益联盟秘书长的胡毅介绍，自己所在的组织以新居民为主体，目前共有平安志愿分队15支，网络自媒体分队5支，涵盖政府机构、商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民间爱心团队，核心队员800余人，参与会员2000余人。

　　“每个工作日我们都有30至50位平安志愿者出现在织里的各个角落，宣传消防安全、开展公益活动、义务巡逻。如今我们身上的橙色马甲，也成了织里街头耀眼的亮色。”胡毅说。

　　如今在织里，“平安大姐”、“平安公益联盟”、13个异地商会等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2017年织里各类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高达98.7%，多方力量共治效果已经显现。

　　织里镇长陈勇杰告诉记者，全社会齐心协力创平安的氛围正在织里不断展现，当下新老织里人的认同感、归属感、幸福感也不断攀升。

　　“科技元素”引发治理“智”变

　　织里的成长与发展，以上述亮点为代表的系列治理举措功不可没。而当下，该镇也正在探索“智理”之路。用智慧化手段令基层社会治理实现事半功倍之效。

　　织里镇党委书记宁云介绍，为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2012年织里启动实施“智慧织里”项目。“‘智慧织里’是将‘智慧城市’的理念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结合，以更全面的感知、更智能的控制、更深度的协同融入管理服务各个环节，提升城市智慧化管理和服务水平。”

　　据了解，通过加强4G网络、大数据分析、云平台等信息基础建设，以及“智慧安防”“智慧安监”“智慧人口管理”“智慧税收”等子项目建设，织里城市管理被植入了智慧“芯片”，智能化管控水平走在了浙江前列。

　　以“智慧安防”为例，不久前，织里公安分局收到一条人脸识别系统预警的全国逃犯比中信息。系统显示一涉嫌入室抢劫罪的逃犯叶某正在织里镇浙北大厦内购物。由于系统提供了叶某的实时照片，民警很快将其抓获。

　　“人脸识别系统是‘智慧安防’项目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使用一年多来，已抓获各类全国逃犯61人，有效保障了全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织里公安分局指挥情报中心副主任沈飞勇说。

　　而在消防领域，近年织里消防部门研发并推广应用了“智慧监管系统”“智能预警系统”“智慧用电”和“智慧用水”四大智慧系统，实现火灾事故的“精确预警”“精确防范”“精确处置”和“精确指挥”。例如“智慧用电”系统可跟踪监测电气线路的温度、电流、剩余电流，一旦温度过高便会自动发出提示，8秒钟之内企业主的手机便会收到短信提醒。

　　从整体成效看，五年来，精做“智理”文章使织里镇的管理能力提升显著。该镇辖区内视频监控在侦查破案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的案件占比达70%，智慧消防的推进使全镇市政消防栓完好率达98.79%，消防灭火救援效能提升近20%，企业用电隐患综合下降37.9%，电气火灾数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我们希望最终构筑起可看、可管、可控、可治的城市运营体系，打造平安、兴业、宜居的现代化智慧型城市。”宁云告诉记者，包括“智慧织里”的实施在内，织里将始终把基层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为中国小城镇转型升级提供“织里样板”。

　　在织里的入镇口，一座名为“织梦”，造型为三名织女背对背挽手成圈的雕塑静静矗立，象征着齐心建设美好家园。对织里人而言，这是希望，亦是现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