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芬兰现象教学 北京呼家楼小学创新教育模式

　　把芬兰教育移植到呼家楼

　　北京市呼家楼中心小学的“项目教学”是一个创新教育举措。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降临的时代，无论是美国、芬兰，还是中国，都应当坐下来好好想想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该如何创新，而不是互相拷贝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炜

　　身形纤弱的马颐珂有些吃力地提起一个看起来有些沉的袋子放在凳子上，打开袋子，是一个三层的透明树脂盒，里面装满了一些看起来像海绵、纱布和小石子的东西。她向班主任胡冬卿解释说，“这是吸油棉，这是吸油布，那是吸附油脂的石质材料。做实验的时候没有汽油，我就拿菜油做替代。一开始，我没有放吸油布，把油水倒进去，流出来的水里还是有很多油，后来加了吸油布，发现效果更好……”说起自己做的一个简易海洋石油污染处理装置，这个10岁的小姑娘滔滔不绝。

　　马颐珂原本是个一说话就脸红的小姑娘。胡冬卿说，“以前，只要问她一句‘你今天怎么不在状态啊’，她就眼圈一红就开始抹眼泪。”但是自从参加了PDC项目，她变得自信起来，敢于在公共场合发言了，学习也更有主动性。

　　胡冬卿所提到的“PDC”，是英文“project—drive—create(项目—驱动—生成)”的简称，是她所在的北京市呼家楼中心小学的一个创新教育举措。目前，这一教育新模式已经得到了北京乃至全国很多小学的认同与借鉴，截至目前，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所小学到呼小访问取经。

　　从美国到芬兰

　　已经在呼家楼中心小学工作了32年、其中做了18年校长的马骏，是PDC理念的发起人。她介绍说，呼小有开展PDC教育的基础——从2008年开始，学校就进行课程改革，研发了教师语数英知识框架体系，开始跨学科研究。从2010年开始，呼小的学生们就不再有传统的各科寒暑假作业，而是人手一本学生假期实践手册，内容多为“学会使用一件家用电器、阅读自己喜欢的书、或参观一个博物馆”等要求。

　　2015年，北京市要求中小学各学科平均应有不低于10%的课时用于开展校内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马骏想到，国内传统的教育模式不利于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应当借此机会对这一局面做点儿什么。马骏想到曾在美国加州看到一所小学开展了项目教学(即project based learning，英文简称PBL)，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马骏记得，她到学校访问的那天，正好看到满操场的学生们都在忙着用废报纸、羽毛、竹签等各种材料做鸟的模型，还有家长参与其中。原来，这是一场以“认识鸟类”为主题的PBL学习中的一个环节。

　　在PBL学习中，上课形式不是老师站在讲台上拿着一本书照本宣科，而是以学生为中心和主体，驱动学生自发地学习。比如，在认识鸟类时，他们就是去附近的湿地公园实地考察。在这个项目学习的启动阶段，老师要先带着学生们上网查资料，了解这个公园里都有哪些鸟类，这些鸟都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性，让学生们各自选择一种鸟集中研究。然后，老师再带着学生们去湿地公园，展开观察。回到学校后，学生们要根据观察所得做出鸟的模型，并写出相关说明文字，在教室里展示。

　　马骏解释说，呼家楼中心小学提出的“PDC”概念是一种本土化的全新的实践育人模式，相比PBL，PDC更注重面向实际问题，与社会的实际需求相结合。“PDC有两个目标，一是要从课堂到生活，培养孩子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学以致用；其次是从学校到社会，培养孩子的适应社会能力，让教育完整地走入真实世界。”

　　在推行PDC教育时，马骏也借鉴了芬兰的现象教学。2017年7月，她请了芬兰的教师来呼小做了20天的培训。由于过去芬兰学生在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测试中的不俗表现，芬兰教育被誉为“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而芬兰最近几年强推的现象教学，与美国的项目教学有很多的共同之处，二者都强调学科融合，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只不过，在芬兰，现象教学是一种常态的教学模式，已运用得非常娴熟自然，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引导。

　　2017年11月，在呼家楼中心小学承办的中芬教育论坛上，芬兰拉普兰大学师范附属学校校长表示，“呼家楼中心小学的PDC项目教学与芬兰的现象教学，从核心理念到实践层面都是一致的。”

　　具体怎么做？马骏说，他们以年级为单位，把全年级的各科老师都集中在一起集思广益，提出各自本学期的学习目标，看看哪些可以对接，形成几个跨学科的项目主题。老师们再拿这些主题去征求学生意见，看看大家对哪个最感兴趣，以确定本学期的PDC学习主题。

　　2017年6月23日，首届项目教学法(PBL)与中小学课程整合的专题研讨会在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多所中小学校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顾明远表示，PBL目前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希望PBL能够起到推动教改的作用。根据此次会议释放出来的信息，北京景山学校、十一学校已经开始了将PBL用于语文教学的实践。而另据发表在《基础教育课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北京中关村第四小学已经在2013年开始了项目教学的实践，展开了“太阳能房屋”“小小慈善家训练营”等项目活动。

　　被改变的课堂

　　去年，呼小4年级的一个PDC项目学习主题是基因的奥秘。一开始，他们找到中科院基因所，对方表示这个很容易，他们此前已经与很多学校合作过了，一般就是带着孩子们参观一下实验室，教他们提取DNA。但马骏连连摇头，PDC的教育目标绝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根据前期调研，学生们发现超市里卖的草莓有丰香、女峰、章姬和鬼怒甘等几种，他们因此产生疑问，“到底哪个品种的草莓最好吃呢？不同品种的草莓基因都一样吗？”呼小老师们提出，能否就以研究草莓基因为主题，让学生带着来自现实生活的疑问来学习和研究。

　　在基因所老师们的帮助下，学生们把买自超市的几种草莓经过处理，制成DNA提取液，再提取出DNA。通过试验，学生们认识到，不同品种的草莓基因是相同的，此外，草莓的口味主要受品种与产地的共同影响。在此基础上，学生们进一步学习基因的相关知识，了解到遗传与后天因素对身高的影响。“通过自己的学习研究，学生们认识到，如果想长大高个儿，就要保证睡眠，不能熬夜玩游戏，不能偏食，还要多运动。这样他们自己就会有意识地自律，而不需要老师们去苦口婆心地教导。”

　　目前，呼家楼中心小学的PDC教育项目分为主修、选修与家庭亲子三大系列。PDC项目教育并不是呼小的主要授课方式，目前，学校将每周二下午的课时全部拿出来，用于PDC主修项目，周三下午的课后时间用于选修项目。而据记者了解，即使在美国，PBL也只是众多教育方式中的一种，比较常见，但并不是所有学校和全部课程都采用的教育方法。马骏表示，她最希望看到的是，通过PDC教育来倒逼教师观念的变革，撬动课堂内的改革。

　　在呼小实施了两年多的PDC教育改革已经在老师和学生身上看到了变化。6年级5班班主任刘立军在去年母亲节时，受PDC理念的启发，让学生运用刚刚学到的数学中“比”的知识，为妈妈设计一双高跟鞋。活动的效果令刘立军喜出望外。学生们热情高涨，拿出了很多造型漂亮的高跟鞋设计图。“在数学课上，我告诉他们，人的腿长与身高的比要达到0.618的黄金比例才比较和谐优雅，所以他们回家就拿皮尺量出妈妈的身高和腿长，再根据比例算出高跟鞋的高度。这个活动对他们来说非常有趣，同时也强化了数学知识。”

　　“这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教育改革。在人工智能即将实现的未来，学校将发生巨大变化。过去，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传授知识，但是今天，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太多了，学校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教授学生知识，更多是教会孩子们生存能力、生活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与适应社会的能力。”马骏表示。

　　在一次旨在解决北京停车难的“为北京的车辆寻找一个家”PDC项目中，4年级学生们在调研了北京的停车情况后，在统计报告中做出了“饼状图”。马骏看到了就感到有些奇怪。因为4年级的数学才只学到了柱状图，还没有学饼状图。“我就问他们，这个饼状图你们是在哪里学的啊？孩子们就说，他们在网上看到了，觉得饼状图反映问题更一目了然，就自学了一下，很容易就学会了。”

　　马骏表示，无论是项目教学还是现象教学，都需要优秀的全科老师，而这，正是眼下他们推行PDC时遇到的潜在困难。“芬兰的小学老师都是硕士学历，他们没有统一教材，都是根据大纲要求学生达到的能力目标自己编写教材、研发课程，同年级每个班的教材可能都不一样。但在中国，小学教师拥有硕士学位的比率不高，更重要的是常年分科教学，老师跨学科教学的能力有待提高。”

　　项目教学在中国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国情的不同。无论是芬兰还是美国的学校，都是小班教学，一个班最多不超过30人，这能保证在项目中，老师的精力能顾及到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学生都能真正参与进来。但在人口数量全球第一的中国，即使是在北京的重点小学，很多班级的人数都超过30人。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特级教师吴正宪表示，目前，国内全科教师师资力量不足，国内老师还是以分科、分类教学为主，项目教学对教师的综合能力要求很高，因此对教师的培训迫在眉睫。其次，要想进一步推行PDC教育，就需要加强对学生评价制度的改革，不能只用分数这种定性定量的考核机制。

　　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学院杰出教授赵勇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PBL是最早起源于医学院的一种教学模式，而后扩展到基础教育领域的。目前，美国国内对于PBL教学也有诸多讨论。比如，PBL是否能够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不是流于形式，其次，在项目活动中能否很好地融合进知识，从而避免使项目学习沦为实际意义不大的课外活动。此外，“一些非常简单的概念也许更适合课堂教授，而非用项目让学习复杂化。”

　　根据赵勇的介绍，目前，各国对基础教育的探讨是一个相互学习和借鉴的过程，实际上，中国的教育也受到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追捧与模仿。然而，如果不能够学到对方的文化，任何盲目借鉴教育政策、教育策略或者教学实践的尝试都会注定失败。然而，文化的移植却不在一朝一夕，这方面的尝试也往往不尽如人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降临的时代，无论是美国、芬兰，还是中国，都应当坐下来好好想想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该如何创新，而不是互相拷贝。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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